中國農村有獨特的集體經濟制度及建立在這個經濟基礎上的小農村社組織。集體經濟發展則是一個特定概念，一般是指村集體通過配置集體資源、資產、資金等生產要素獲得集體經濟收入的過程，這被認為是鄉村振興的經濟基礎，構成了本文的研究對象。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其重要基礎是經濟，不僅農民要增收，集體經濟也要發展。近幾年大力推進的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成為困擾地方政府的難題之一。基于這一背景，結合理論綜述，形成了本文的問題意識和研究框架：首先，描述集體經濟發展的路徑轉換及區域差異狀況，這是理解中西部地區村莊集體經濟發展困境的關鍵；其次，從政策執行的角度，理解近幾年集體經濟發展背后的政府動力及過程；最后，從理論角度概括鄉村振興背景下村社集體的理想角色，主要不是把下鄉資源轉化為集體經濟收入，而是促進有效治理。

關于集體經濟發展階段和路徑的劃分是研究集體經濟的基礎。政策部門及學界十分推崇新型集體經濟的概念，新型集體經濟一般被界定為“股份合作經濟”。這是從集體產權性質角度區分的，對分析集體經濟發展的現實意義不大。本文從集體經營的對象和方式來區分集體經濟發展路徑，從而理解中西部地區集體經濟發展困境的結構性成因。總體來說，改革開放以來，農村集體經濟發展主要的路徑轉換是從競爭性的、村社集體參與經營的產業經濟，轉為非競爭性的、村社集體不參與經營的“地租經濟”。 一、從產業經濟到“地租經濟”

改革開放之后，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取代了人民公社制，土地大多分到農戶，國家限制集體留機動地的比例，直接導致了農村集體經濟式微。令人意外的是，少數地區村莊的工副業發達，仍保持集體經營，吸納農村富余勞動力，集體經濟以鄉鎮企業的新方式表現出來。為了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問題，政府鼓勵和支持集體創辦鄉鎮企業。集體作為經營主體參與市場競爭，曾在改革開放初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一個普遍現象是村社集體退出直接市場競爭，轉而依賴出租土地及廠房獲得穩定收入，產業經濟轉向“地租經濟”，一直持續到今天。據調查，珠三角地區最早從產業經濟轉變為“地租經濟”，適應當地“三來一補”類型的工業化。蘇南地區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全面招商引資，90年代初期啟動鄉鎮企業改制，到2000年左右集體經濟全面轉向“地租經濟”。從產業經濟轉向“地租經濟”有必然性，這可以從兩方面來分析：

其一，集體的社會性質是主要原因。集體經濟與私營經濟及合作經濟不同,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可以依法設立企業，然而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本身不能改制為公司或企業。農村集體經濟發揮著維持村級公共品供給和保障農民基本福利（比如公平配置土地）的功能，是不允許破產的。在私營經濟蓬勃發展的背景下，集體無論是經營農業還是經營工商業，都缺乏競爭優勢，這使得集體經營本身就面臨高風險，最終也會把農民、地方政府拖入風險，造成連串的政治經濟后果。因此，無論是在經濟發達地區還是在欠發達地區，地方政府均不支持集體直接經營產業，較為保守的“地租經濟”成為集體經濟主導的路徑。在一些制度健全的地方，地方政府賦權農民約束村干部的冒險經營行為。如在珠三角地區的中山市，集體財務管理極為嚴格，支出超出5萬元需要村民代表大會通過，超過50萬元就需要全體村民通過，這背后隱含的是集體經濟發展的保守性。

其二，集體的經營能力也是一個重要的影響因素。集體經營成功的關鍵在于村干部的能力。在蘇南村莊早期的工業化進程中，在同樣的區位、政策和市場條件下，個別村莊成長為工業發達村莊，其關鍵因素是村干部的經營能力強，他們善于爭取政策支持、捕捉市場機會、組織生產要素等。問題是，雖然有可能出現個別企業家型的村干部，但村干部卻難以普遍成為企業家。在社會高度分工的條件下，村干部和企業家均成為專門的職業群體。即使政策允許村干部由企業家兼任，在村集體經營過程中也存在難以解決的村干部尋租問題，這也是政府推動鄉鎮企業改制的重要原因。不同于產業經濟，“地租經濟”主要取決于區位優勢及政策供給，與村干部經營能力并不完全相關。地租是標準化的，一般由政府制定指導價，政府和農民容易監督，從而防止出現村干部的尋租問題。

二、集體經濟發展的區域差異

就現狀而言，無論是產業經濟還是“地租經濟”，東部沿海發達地區和中西部欠發達地區在集體經濟發展上形成了巨大的區域差異，這與區位優勢和經濟發達程度有關。在早期，東部沿海地區鄉鎮企業蓬勃發展，而在中西部地區辦鄉鎮企業則普遍失敗了。典型的如蘇南地區，鄉鎮企業發展給村集體帶來了巨額收入。早在20世紀90年代，就有工業產值超過1億元、集體經濟收入超過100萬元的村莊，農戶從集體獲得就業、住房、醫療、教育等福利。2015年在蘇州市郊以地租為主要收入來源的村莊中，集體經濟收入低于300萬元被認為是需要扶持的薄弱村莊。而在湖北省，即使在省會武漢市郊區農村，也很少有集體經濟發達的村莊。很多村莊早期辦過企業，但大多破產了，在工業向城市園區集中的經濟政策背景下，村莊也失去了辦鄉鎮企業、發展集體經濟的機會。

在中西部農村地區，村集體主要依靠少量未承包到戶的集體機動地獲得收入。由于人地關系高度緊張，土地絕大多數承包到戶，機動地一般不多，價值也不高，因此，集體經濟收入微薄，超出5萬元就相當不錯了。2017 年，全國統計的56.3萬個行政村中，村均經營性收入26.5萬元，有經營收益的村莊占總村數的53.5%，其中經營收益5萬元以上的村只占29.2%，可見大部分村莊仍然是“空殼村”。在湖北農村，村集體經濟不僅薄弱，而且大多負債，包括稅費改革之前形成的舊債務和村級公益事業建設形成的新債務。為了還債，村莊把有限的資源、資產長期限廉價流轉出去，這加劇了村集體經濟發展的困境。 一種主流觀點認為，借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充分賦予集體經濟組織管理開發集體資產的權利，大力推動集體產權流轉，能為中西部農村找到一條發展壯大集體經濟的內生發展道路。然而目前這并沒有得到經驗支撐。發達地區是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重點區域，源于其在工業化和城市化歷史進程中，形成了龐大的集體經營性資產，這可能會產生村莊集體資產不清、收益分配混亂等問題；而在不發達地區，村莊基本與工業化、城市化無緣，農村集體經營性資產很少，村民普遍對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缺乏獲得感，改革往往是走程序。可以對農村土地產權進行分類分析：就農村承包地而言，國家明確土地承包權和經營權分置，村集體在土地流轉過程中主要發揮中介組織和公共服務的功能，農地租金最終分配給農戶，并不能額外增加集體經濟收入。就農村建設用地而言，法律明確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的合法性，然而中西部農村缺乏工業化的條件，總體上缺乏建設用地需求，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不僅數量少，而且價值低。還有人設想通過經營宅基地獲得財富，這也是宅基地“三權”分置改革的重要目標。事實上，宅基地在中西部村莊主要是居住用地，缺乏經營性價值。只有在少數風景名勝地區，村集體通過引入工商資本開發旅游資源、打造高端民宿，這不僅增加了農戶收入，而且增加了集體經濟收入，但這種類型的村莊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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